金华市

43阳明对曾子反对同门以所事夫子事有子颇感遗憾：孔子殁，门人以有若似夫子，请以所事夫子事之。

[56]蒙培元先生的意思是，儒家将情感与理性结合起来而为情感理性，这种情感理性不是认知理性，亦不是形式理性，而是一种具体理性，具体理性是将情感理性融合为一的。……就意志而言，既不是独立的，也不是决定情感的，而是相反，是由情感决定的。

就情感问题而言，则有两部著作问世，一是袁家骅的《唯情哲学》，一是朱谦之的《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其人生观》。你可以信奉儒家学说，也可以信奉墨家、道家或其他各家的学说。或相倍蓰，或相什百，或相千万，子比而同之，是乱天下也。接着，他具体探讨了情感与意志的关系：一个方面，情感决定意志，即意志从属于情感。这就是‘唯情哲学的特点。

[50]质言之，儒家所探讨和追求的不是感性层面的自由，而是理性层面的自由。怀特海说：毫无意外的是，作为我们西方自由概念的起源人，雅典人乐于运用一种具有细致变化的高级语言。（《雍也》）尹氏曰：知之者，知有此道也。

孔子的目的，是从为己之学的立场，引导学者基于自身的特质，展开差异化的成德道路。说孔子对于性与天道根本不谈，或根本无领会，那是不对的。此所向之所在，即其生命之性之所在。二是作为成德实践的内在要求，或为己之学的关键环节的好。

此盖即中国古代之生字所以能涵具性之义，而进一步更有单独之性字之原始。好德除了是部分弟子天生美质的表现，也是成德实践的一般要求。

《诗》曰：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。且君之所疑者何?（《孔丛子·公仪》）可见，在子思时代，已经有人质疑子思所宣称的孔子之言，实际上只是子思自己的想法。这或许不仅仅是子思的想法，也是当时较为普遍的观念。孔子以礼乐修养施设诱导，赢得了子路的钦佩，他转而师事孔子。

其中，密子贱、漆雕开是孔子弟子，世硕、公孙尼子是再传弟子。所谓夫子之文章，据《论语》，子所雅言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礼，皆雅言也。由于这个原因，七十子后学性与天道的探讨，很可能假托夫子之言为之。在此，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刚六者，与好学相对，可以理解为不同弟子的天性与资质。

至于清儒认定夫子性与天道之论直接对应于《易传》（或加《春秋》），则只有在汉学强调经学师承甚于义理传承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。唯有自身具足的东西，求便可得，不受限于另外的条件。

这也是诸家立论的一个基础。这种一致性，源于他们共同的思想源头——孔子。

可见，自然的人生与为学的人生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命情态。编纂过程中对材料的严格筛选，使得《论语》保存了夫子思想的原貌，与先秦其他的子曰文献相比，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和权威性。若大而言之，且分为三：上分是圣，下分是愚，愚人以上，圣人以下，其中阶品不同，而共为一。（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）所谓五行，明明是子思根据往旧见闻、自造新说的结果，却要宣称是出于孔子之言24《朱子语类》，《朱子全书》第15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1146页。皇侃曰：夫降圣以还，贤愚万品。

【13】这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因为它包含了浓厚的实践意向，可以引导学人冲破自然生命的重重窒碍，期于自觉自主的道德人生。

然他当初只是理会文章，后来是闻孔子说性与天道。（《雍也》）冉有自认为好（悦）夫子之道，只恐自己能力不足，不能完全依循。

或认为，寓于夫子之文章当中，在于学者的实践体认。善人虽不必践旧迹而自不为恶，然亦不能入圣人之室也。

天生的美质，往往通过对相应德行的自然偏好表现出来。（程树德:《论语集释》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第320页）牟宗三认为:《易经》的中心就是性与天道，因此孔子对性与天道，确曾下了一番研究的心血。其实，子思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理解。从后半句可以确认，子贡确不曾闻夫子性与天道之论。

他的核心关切，是依据个人的好恶区别学者的资质，并在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之上，强调后天为学的重要性，引导出适用于具体个人的成德道路。子路之勇，孔子曾言由也好勇过我（《公冶长》）。

（《阳货》） 朱子注：此所谓性，兼气质而言者也。宋儒不是没有注意到《易传》与性与天道的关系，【5】但他们看到的是夫子义理系统之所及，而不是文献传承之分派。

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（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），卒年不详。换言之，即便有了对德行的天性偏好乃至擅长，还要通过好学的途径加以自觉的培养，才能实现为真正的德行。

在此，同样可以看到，孔子的教学之道，是以资禀为起点，为学为途径，成德为旨归。子曰：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【25】 除此之外，孟子曾引孔子的话，用来说明仁义礼智是我固有之的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：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

（《论衡·本性》） 王充提到的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，大体都主张人性有善有恶，所谓有善有恶，既可以理解为个体之内的部分区分（善的部分、恶的部分），也可以理解为人际之间的个体差别（有的人善、有的人恶）。人生的现实，取决于后天的养成，一个重要方式是顺着性之好恶而来的引导和塑成。

（《孔丛子·杂训》）故学者大多认同，文章指《诗》《书》礼乐。子曰：仁远乎哉?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

学者对孔子人性思想的讨论，很多也仅限于此。这可以说是对孔子人性观的明确化。